基因伦理学就其内容涵盖看，可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生态伦理学，一方面是社会伦理学。就基因的生态伦理学而言，主要是为了规范和协调基因工程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就基因的社会伦理学而言，主要是为了规范和协调基因工程与社会伦理方面的矛盾问题。基因伦理学的创立和发展不仅不会妨碍自然科学的发展，反而会进一步增进我们关于科学本质的认识，也会有助于我们对真理、规律、因果性的全新认识。
人类在基因领域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并通过基因工程在改变自然以服务于人的需要方面进展迅速。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类对基因工程的哲学伦理学方面的问题重视不够。这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在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哲学观下，基因工程引发了许多生态问题，特别是极大影响了生物多样性，而生物多样性正是自然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基因工程引发了许多社会伦理问题。从克隆技术到人类基因组的重大发现以来，这一问题日益突出了，而与这一进程相比，人类相应的社会伦理体系却没有建立起来。
基因伦理学就其内容看，可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生态伦理学，一方面是社会伦理学。就基因的生态伦理学而言，主要是为了规范和协调基因工程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就基因的社会伦理学而言，主要是为了规范和协调基因工程与社会伦理方面的矛盾问题。
生态伦理学对于植物基因研究工作的规范和合理约束，主要是出于生物多样性的考虑。近些年来，植物基因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些进步推动了一系列农业革命，而尤以粮食革命为重。但是，这种以植物基因优化为基础的革命，却导致了物种多样性的破坏。比如，它使人们食用的粮食从5000多种锐减到150多种。与此类似的是，化肥对增产和缩短生长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也造成了土壤板结和地表破坏。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动物基因的研究与应用中。比如，试管牛和试管羊为人们控制生物性别提供了基础，这一技术使人类有可能实现对生物种群的控制。对某一种群来说，雄性数量不需要很多，但雌性数量却举足轻重，根据自然法则，雄雌出生概率大致相当，因此，如何在出生中尽量增大雌性数量和减少雄性数量就十分关键。但这样一来，势必造成种群雄雌比例的失衡，从而造成自然生态失衡。当这种技术应用于人类时，问题更大。前段时间关于克隆技术的讨论表明，基因的克隆技术一旦用于人类，可能带来或引起的麻烦甚至不是我们能够想象到的。
那么，基因伦理学是否和基因技术基因工程相矛盾呢？显然不是，因为基因伦理学和基因技术在为人类服务这一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二者都要求既要充分利用基因技术为人类造福，又要尽可能避免因之产生的一切有害于社会的现象。只不过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二者的程度和比例不同而已。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重点还不在于如何尽力去克服基因技术的基因工程产生的负面影响，而是如何最大可能地利用基因工程和基因技术发展经济。比如，现在我们都知道生物多样性是自然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就是说，生物进化主要不是“优胜劣汰”的，而是优劣相互协同的，是一个多样化的过程，而优化则必然走向单调性。但是，目前基因工程主要是优中选优，明显同生物多样化方向有悖，而且在实践中也确实导致了这样的问题。但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样一来却解决了许多非常困难的现实问题。
由此可以得知，基因伦理学的创立和发展不仅不会妨碍自然科学的发展，反而会进一步增进我们关于科学本质的认识，也会有助于我们对真理、规律、因果性的全新认识。显然，基因工程无疑是符合自然规律的。但是，其结果却会对自然的社会的持续发展提出严峻的挑战，这不能不引发人们对真理和科学问题的深入思考。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东西文化交汇中一个具有实质性内容的问题。几位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华裔美籍物理学家在谈到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时曾说，西方自然科学关于“规律”的观念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是“同一个东西”。实际上，如果单从现象说似乎是的，然而细究起来则十分不同。自然科学的规律观念，主要反映的是自然界自我发展的性质，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的观念，则主要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秩序。二者有共同的一面，这便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天人合一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也可以被视为广义的自然界的一部分，并遵从自然规律。但是，二者也有诸多不同。一方面，自然规律本身并不就一定会导向平衡、稳定、有序、可持续发展，正如自然灾害也是自然规律的表现一样，自然界在人还没有产生之前就淘汰了许多物种。不能简单地认为只有人为的不遵守自然规律的行为才会导致破坏可持续发展问题，而认为自然规律就一定导致可持续发展。实际上，有可能导致地球灭亡的被人类通过科学才发现并形成的“核”力量，在许多星系上就现实地发生过或正发生着，但在那里根本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存在。可见，自然规律既有可能形成有序进化，也有可能自发走向毁灭。另一方面，自然规律并不现成的就是人类的社会秩序，列宁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他在《哲学笔记》中指出，自然不会自动满足人，人必须用自己的实践来改变自然。列宁说几何公理如果违背了人的意志，人也会毫不犹豫地抛弃它。没有一种社会秩序是完全自然而然地从自然界产生的，相反，每一个社会秩序都是人类心智的结果。在这里，人类一经摆脱生物链，它势必要力图超越自然界。再一方面，自然规律本身在不同的人类社会情况下，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比如，核能既可以用来制造毁灭性的武器，也可以用来为人类提供强大的能源。显然，自然规律本身并不能作出有利于人类社会的选择。自然规律是有利于人类社会还是有害于人类社会，完全取决于人类社会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利用。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理与西方自然科学的规律又不完全是“同一个东西”。西方文化的规律观主要是关注于自然规律的，而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则主要是关注于社会的秩序与可持续发展的。对基因来说也是一样，首先它有一个规律问题，但同时，它也有一个社会问题。这也是为什么要创立基因伦理学的主要原因。
同时，基因伦理学也不会阻碍社会科学的发展，反而会进一步推进社会科学的辩证研究，也将大大有助于防范若干重大的社会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基因技术的发展，“天才论”、“血统论”有可能死灰复燃。“天才论”、“血统论”的问题在哲学史上由来已久，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就曾以金银铜等为血统论的合理性做了说明，这也在很长时期内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历史中，而且至今存在于不同的人种间。但类似凡高、爱因斯坦等许多已被证明的“天才”，在基因上可能恰恰是有缺陷的。事实上，基因技术本身也很难造成各方面能力均衡的所谓什么方面都正常的人。